如果维权与维稳的“二元方程式”有一个常数，这个常数一定是群众利益。站在群众利益的角度，基层政府对于稳定就会有更弹性的理解。公众“法治维权”，政府“依法维稳”，才是基层走向善治的制度起点。
一户人家不愿搬迁，就算是国家重点工程也无法开工；群众希望把地方经济搞上去，上马有风险的项目却又引来抗议；维稳是干部考核时一票否决的硬指标，少数人却抓住这点“一碗水要出一个湖的价”。一些地方干部的苦衷，折射出维权和维稳的“两难”，这是基层治理必须解答好的“二元方程式”。
稳定是发展的前提，“没有稳定的社会局面，就什么事也干不成”。我国县域国土面积占全国90%以上、人口数量占全国70%以上，大量矛盾冲突发生在基层，也化解在基层。可以说，基层政府是一道压力的承重墙，也是稳定的防火墙。
基层政府对接着最复杂的中国、最广大的群众。在日益多元多变的时代，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、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、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交织，要协调好复杂的利益诉求，殊为不易。一些事情处理不好，就会成为不稳定的火星。
维稳的根本目的，是为发展营造良好环境，从而更好地保障群众的各项权益。如果把维稳与维护群众利益对立起来，就走进了认识的误区。胡锦涛同志谆谆告诫全党：完成党的各项任务与实现人民利益是一致的，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是一致的。
正因此，维权也是维稳，维权才能更好地维稳。所谓的“维稳”，不是权力维稳，而应是权利维稳，是以保障公众权利为基础的维稳；不是静态维稳，而应是动态维稳，是“民有所呼，我有所应”的维稳；不是强制维稳，而应是和谐维稳，是围绕群众所急所盼、所忧所愿充分协商的维稳。
如果维权与维稳的“二元方程式”有一个常数，这个常数一定是群众利益。我们党历来强调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，要始终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出发。站在群众利益的角度，基层政府对于稳定就会有更弹性的理解。并非任何矛盾冲突或诉求表达，都是影响全局的“稳定问题”。越是感情对立，就越不能接受公众的利益表达，利益格局就越会出现倾斜；越是简单轻率，就越容易只看到眼前的冲突，长久积攒下来的矛盾就会越多。
基层治理实践中，把握好维权和维稳的平衡点至关重要。倾听民意、维护民权，我们有好的传统。中华苏维埃时期，就有“来访接待室”；新中国成立之初，毛泽东每天要看5至10封群众来信。1951年，信访制度正式确立，就是为了联系群众、下情上达。在矛盾凸显的社会转型期，如果狭隘维稳、忽视维权，信访制度将难以发挥社会减压器、稳定安全阀的作用。随着司法救济渠道不断畅通，我们也有了保障权益、化解矛盾的新资源。从行政诉讼法到“新拆迁条例”，对于基层政府来说，法治既是压力，也是要求，更是手段。公众“法治维权”，政府“依法维稳”，才是基层走向善治的制度起点。
治国难，最难在基层。我们应该理解“一根针”对“千条线”的艰辛，应该体谅基层干部工作的难处。但即便要面对复杂而真实的微观中国，“情况特殊”也不能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借口。只有与中央的要求、法治的原则、人民的利益保持一致，才会有一个和谐稳定的基层环境。
